《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4期发表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一文，主要观点为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人们对历史人才的地理分布进行研究时，就以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抽象的科举中式人数为取样对象。前者如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以《二十四史》列传人物的籍贯为主要对象。后者如张耀翔的《中国人才产生地》，以清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为研究核心。此后数十年，除潘光旦、费孝通、何炳棣等的若干研究外，有分量的历史人才地理分布及变迁的文章不多见。70年代末以来，历史人才地理分布的研究再掀高潮。然这一时期的探讨仍以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抽象的进士人数为两大素材。典型的如陈正祥的《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吴培玉的《我国历代人才的地理分布与流向》都以唐代诗人、北宋宰相和唐前后期的进士、明代三鼎甲等的籍贯分布来考察人才聚集地及其走势，直到80年代末，相关的研究基本上未涉及人才和进士在地理分布上的具体比较。1991年第一期《教育研究》发表了缪进鸿教授的著名论文《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对人才和进士的空间分布作了若干间接的比较，显露了进士与人才在地理分布中的一些内在联系，隐现了唐至清科举和人才中心城市形成和转移的轨迹，为后人的进一步探索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
明清进士与人才在时空分布上的相互关系可表述于下：（1）明清人才最多的城市几乎都是科举发达的城市，重要的地域学派和学术大师基本上产生在进士和巍科人物最密集的地区，科举发达地区成才的机会远远大于其他地区，有无科举功名、功名高低、名次先后与成才的概率完全成正比例关系，学者型人才基本上是科举出身。（2）明清人才中心随着科举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区域人才高峰期一般产生在该区域科举高峰期形成至结束后的一百年内。科举中心实质上就是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也基本上是人才中心。（3）明清各省人才的兴衰，不仅取决于各省进士的绝对值，还取决于各省内部进士的集中程度。所以，科举发达城市（县）集中分布在东南数省，这既是明清人才大多麇集在东南地区的最直接的因素，也为诠释同一时期北方和西部地区人才之所以凋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本文的研究可为学界提供几点启示：（1）对科举的公正性和教育功能应重新评估。科举中式有一定的偶然性，也不排除腐败现象，但就制度本身和实际录取而言，即使到清末，其客观性和公正性还是主流的。否则，科举与明清乃至近代人才的分布不会如此密切，明清区域文化史又怎样理解？科举的主要弊端在于考试科目单一，内容狭窄，学不足致用，特别是与近代科学的发展相背离，但进士中的绝大多数并非“不学无术”、“平庸低能”之辈。可以断言，没有相当的知识和学问是难以金榜题名的。否则，明清人才史就无法解释，科名与成才的各种正比例关系又如何解答？因此，今天，我们在整体上对科举制度的客观性、选拔人才的公正性、考试内容的智力性不应怀疑，对科举的教育功能应重新评估。（2）进士的地理分布是人才分布乃至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最佳资料”。若充分利用这个最佳资料，历史人文地理学和区域文化史的研究有望新的突破。（3）本课题反映的教育对人才群体的产生起决定作用的史实，在科教兴国、人才为本的今天也会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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